苏岩 许静等 | 反霸权新闻在新冠病毒溯源报道政治化过程中的作用

原文刊载于《全球传媒学刊》2022年第3期“健康传播”专栏。

作

者

王登丰：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研究生。

王安然：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媒体与传播系博士研究生。

苏岩：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研究员、助理教授。

许静（通讯作者）：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

概

要

【摘  要】新冠病毒溯源是一个处于被政治化过程中的全球健康议题。本研究从反霸权新闻的视角出发，选取西方主流媒体：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和非西方国际新闻传播机构：中国国际电视台、半岛电视台英文台、今日俄罗斯作为研究对象，以信源分析、框架分析等方法，分析4家媒体自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其在病毒溯源相关报道的报道声量、报道信源和报道框架等方面的异同。研究发现，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在选取报道信源时注意到了客观平衡，但较少使用“建设性—行政理性（合作）”框架，体现出较高超的报道操纵水平；中国国际电视台无论从报道信源还是报道框架上，都注重将病毒溯源引回科学轨道；半岛电视台英文台当议题与其主要资助方关联性较低的情况下，报道体现出更为客观、科学的特点；今日俄罗斯的报道则是4家新闻机构中最具政治色彩的。反霸权新闻在新冠病毒溯源报道中发出了不一样的声音，有助于抑制科学议题政治化倾向，增进国际舆论场关于特定议题报道的客观性与多元性。

【关键词】反霸权新闻；健康传播；国际传播；报道信源；报道框架

一、引言

在全球协力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背景下，新冠肺炎疫情的病毒溯源是一个非常重要且复杂的科学问题。对于传染病学家来说，传染源、传播途径和易感者是认识传染病的三个基本环节，而病毒溯源研究可以帮助他们了解传染病的传染源和传播途径两个环节。因此，新冠病毒溯源的研究，一方面有助于回溯本次新冠肺炎疫情发生的原因，另一方面对于未来防控其他传染病也具有重要的意义（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2021）。尽管新冠溯源研究的意义重大，但是受工作量大、涉及学科广、疫情初期对证据的保存意识缺乏等因素的影响，学术界很难在短期内就病毒溯源这一复杂的科学问题形成定论。

然而，一些西方政客为了实现其在本国获取政治资本和在国际上打压中国的双重目标，利用科学研究的不确定性将新冠病毒溯源包装成一个高度政治化的议题。现有研究表明，大众传媒是科学问题政治化的一个重要参与者，并且通过对新闻报道进行内容分析，可以较为有效地反映议题的政治化程度（Chinn et al.，2020；Hart et al.，2020）。尽管这些研究揭示了媒体报道和科学议题政治化之间的联系——政客利用媒体的影响力，使用政治化的科学议题对其对手进行打压的行为。然而当讨论媒体在科学议题政治化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时，往往集中在以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able News Network，CNN）为代表的西方主流媒体所发布的媒体报道，而忽略了非西方的国际传播机构的声音，如中国国际电视台（China Global Television Network，CGTN）、半岛电视台英文台（Al Jazeera English，AJE）和今日俄罗斯（Russia Today，RT）等。基于这一现状，越来越多的学者提出了弥合和改善大众传播学研究语境失衡与单一化的倡议（Bunce，2015；Newman et al.，2017）。

此外，在新冠病毒溯源政治化的情形愈演愈烈时，目前相对缺乏有关旨在“挑战西方媒体霸权的国际传播机构是如何报道新冠溯源调查”的研究。反霸权新闻（counter-hegemonic news）研究者指出，在运营经费上高度依靠政府资助，是影响这些新兴非西方媒体报道方向的重要因素（Painter，2008），学界目前对于这一特点是如何影响非西方媒体在科学议题政治化过程中发挥作用的认识仍待拓展。当非西方媒体在国际传播舆论角力中影响力与日俱增的背景下，本研究将反霸权新闻的视角（Painter，2008）引入科学议题政治化的国际传播研究，在借鉴过去有关科学议题政治化的研究的基础上，对非西方国际媒体在新冠溯源政治化过程中发挥的作用进行了探索。

以媒体的国家进行分类，本文的研究目标是从以下三个方面对非西方国际电视台在新冠溯源过程中发挥的作用进行探索：①CNN作为新冠病毒溯源政治化的发起方与美国的主要新闻媒体机构，在新冠病毒溯源报道中是否做到了客观中立，是否扮演着推动这一健康议题政治化的角色？②CGTN作为新冠病毒溯源政治化的应对方，在国家利益受到冲击的背景下，是否在其新冠病毒溯源报道中提供了不一样的声音，其新冠病毒溯源报道的回应是加深了还是淡化了溯源报道的政治化色彩？③当新冠病毒溯源议题与其主要资助方利益相关性较低的情况下，AJE、RT这些国际新闻传播机构是否提供了更具客观性和科学性的报道，进而抑制了相关报道的政治化倾向？

二、文献综述

科学问题的政治化指的是当某些利益团体的利益与科学研究结论相悖的时候，这些利益团体往往会对科学研究进行政治化操纵，利用科学的不确定性阻碍公众了解科学界已经形成共识的结论，从而维护自身的利益（Bolsen & Druckman，2015）。他们常用的手段包括向公众扩散误导性消息混淆视听（Schmid-Petri，2017）、限制科学结果的发表（Abbasi，2020）和诋毁科学的权威性（Gauchat，2012）等。在公共健康领域，“吸烟无害”是科学政治化最著名的案例。20世纪50年代，科学界对吸烟会引发肺癌已经形成了共识，烟草厂商为了推迟政府对烟草制品的监管，大量资助智库和游说团体传播吸烟无害的观点，并在医学杂志上投放广告，来否定烟草对健康产生影响的论断（Oreskes & Conway，2011）。与这一案例相似，2021年3月，世界卫生组织派出的专家在中国有关部门的配合下，就当时的证据进行了科学论证，得出了“新冠肺炎病毒极不可能是由实验室引入的”结论，然而以美国前总统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为代表的西方政客仍枉顾证据和结论，继续炒作实验室泄漏病毒假说，暗指中国应该对新冠肺炎疫情负责。

尽管利益群体是科学议题政治化的主要推动者，但媒体新闻报道的助推作用一直是相关学术研究关注的重点。当前社交媒体已经成为了人们获取生活讯息的重要来源，不过传统的新闻报道仍然是人们获取科学资讯的主要渠道（Khan et al.，2016）。已有的媒体研究表明，传统媒体的新闻报道是科学议题政治化的助推剂：当政治人物试图参与科学议题的讨论并影响科学研究的走向的时候，传统媒体往往担任着政治精英的扩音器，在没有向公众提供足够的背景信息的情况下，将政治精英的声音“忠实”地传达给普通公众，并形成足以对议题施加影响的公众舆论（Habermas，2009）。从西方新闻观视角出发，新闻记者帮助政治精英对科学议题施加政治影响的做法也有其必然性。在很多新闻记者接受的培训中，新闻报道的人格化、戏剧化和冲突性被认为是一篇“好”新闻报道的重要标准（Boykoff & Luedecke，2016；Chinn et al.，2020）：高度人格化的报道更关注不同主体的叙事而不是科学问题背后更广泛的社会、政治、经济影响；戏剧化的媒体报道试图通过突发的转折、令人印象深刻的瞬间和破坏性的后果抓住观众的注意力，却不关注决策之后的长期影响；冲突性的媒体报道更喜欢把政治精英视作具有权威性的信源，因为相比于科学家，他们更愿意就没有定论的观点与其他人展开激烈的辩论。西方百年的新闻史奠定了新闻记者的报道偏好，也塑造了受众对好新闻的基本认知（Bennett et al.，2007）。在这样的情况下，当政治精英愈发熟练地掌握根据媒体逻辑应用媒体策略对科学议题进行政治化操控的时候（Schulz，2004；Lunt & Livingstone，2016），大多数缺少专业媒体训练的科学家似乎很难在与政治精英的竞争中获得发声的机会。

尽管现有的研究有助于学界理解媒体在科学议题政治化中所发挥的作用，但是这些研究的研究对象往往局限在以CNN为代表的西方的主流国际电视台，而忽视了在国际传播中影响力逐渐上升的非西方国际电视台。自20世纪末以来，随着“去西方化”开始从思想领域进入社会生活的其他领域，打破西方的认知霸权开始成为很多国家优先解决的重要问题（Waisbord & Mellado，2014）。在国际传播领域，为了与西方主流国际电视台竞争，并挑战其对于国际事件所享有的解读霸权，全球各地相继建立了一系列全天候国际电视台，其中具有较高地区和国际影响力的包括：中国国际电视台、半岛电视台英文台、今日俄罗斯等。因为所处的国家和地区所面临的社会环境不同，这些非西方国际电视台在实现“发出不一样的声音”这一目标上采取了不同策略。比如，半岛电视台英文台宣称其认可西方主流媒体的新闻价值观，将自己的新闻报道定义为公共服务而不是代表国家发声，并认为反霸权媒体的主要工作应该是报道那些发生在第三世界被主流西方媒体忽略的新闻事件；与之相对，今日俄罗斯则反对沿用西方主流媒体设定的新闻价值观，并认为所谓的新闻价值观其实是西方认知霸权的一种体现（Painter，2008）。虽然，今日俄罗斯在反霸权新闻的立场上看起来更彻底，但是这一类媒体往往对政府资金的依赖程度也更高。因此，以今日俄罗斯为代表的这类主要受国家资助的新闻机构，其报道的独立性也是反霸权媒体研究中的重要话题（Karppinen & Moe，2016）。截至目前，尽管有越来越多的科学家呼吁对非西方国际传播机构在新冠肺炎疫情政治化当中发挥的作用进行调查（Hotez，2021），但现有的讨论却往往是建立在轶事证据（anecdotal evidence）的基础上，系统化的社会科学研究仍然很匮乏。

信源分析是科学议题政治化相关的新闻报道内容分析中最常用的分析维度。在这些研究中，研究者将政治人物在科学新闻报道中成为显著的信息来源作为判断新闻报道政治化的标准，通过比较政治人物和科学家在相关新闻报道中的提及次数来反映新闻报道政治化的程度（Chinn et al.，2020；Hart et al.，2020）。政治人物成为科学报道的信源的影响并不一定是消极的。比如，在公共卫生危机期间，政治人物肩负着组织协调不同部门、不同国家和地区共同采取行动的职能，他们出现在相关的报道中，是确保科学发现能够被尽快应用到疫情防控措施中的重要保障（Ortega & Orsini，2020）。但是，如果政治人物频繁出现在疫情相关的科学报道中，政治人物对疫情形势的判断失误可能对社会的整体疫情防控带来毁灭性的灾难。例如，研究者发现，在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初期，美国政客对疫情严重性的否认、低估和提供的错误信息是美国疫情大范围暴发和反应延迟的重要原因（Motta et al.，2020）。尽管以科学家和政治人物出现频次为主的信源分析存在局限性，但是它抓住了科学政治化的内核并兼具一定客观性，这在过去的研究中被描述为一种可靠的分析维度。

框架分析是系统化的新闻报道内容分析中另一种常见的分析维度。心理学家Tversky和Kahneman（1981）最早提出了框架效应的概念，指的是通过不同的描述方式获取信息，人们对于同样的事件可能会持有完全不同的看法。这一发现很快引起了新闻传播学者的兴趣，一系列有关新闻报道是如何影响公众对事件认知的研究迅速展开，目前框架分析已经成为了新闻传播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按照框架效应的效果分类，框架效应可以分为等价框架效应和强调框架效应（Chong & Druckman，2007）。等价框架效应指在不改变事件基本情况的前提下，通过引导受众从积极/消极单一的方面来审视事件，从而影响他们对于事件所持有的态度。强调框架效应关注的是通过强调事件的某一片面，当受众在对事件形成自己看法的时候，将他们的关注点局限在一个较小的范围内。和等价框架效应相比，强调框架效应在媒体报道中具有更好的隐蔽性，也是当前框架是如何影响公众情感、态度、行动问题所关注的重点（Bolsen & Druckman，2018；Vander Linden et al.，2019）。目前，很多学者已经达成了共识，即框架是科学传播中影响公众对于科学相关问题形成观点的关键因素。在过去的科学政治化传播研究中，研究者发现媒体报道中那些旨在挑战科学界共识的“竞争性框架”会伤害公众对科学结论的信任（Nisbet & Scheufele，2009；Bolsen et al.，2014），而完全没有依据的“谣言框架”也会减少科学结论对公共决策者的影响（VanBavel et al.，2020）。就新冠病毒溯源问题而言，现有的研究通过问卷实验的方式已经表明框架效应会影响公众的认知，并且指出不恰当的媒体报道框架严重伤害了公众对于科学的信任，加剧了科学谣言的盛行（Bolsen et al.，2020）。当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蔓延的势头还没有得到遏制、国际新闻传播机构在健康/科学传播中需要更有担当的情况下，通过对在全球拥有着广泛受众的国际电视台进行报道框架的横向比较显得尤为重要。

三、研究问题

基于研究背景与文献综述，本文选择4家媒体（CNN、CGTN、AJE、RT）作为分析对象，并提出以下研究问题：

研究问题1：4家新闻机构对新冠病毒溯源的a）报道总量，b）各自的报道量各呈何种趋势？

研究问题2：4家新闻机构在新冠病毒溯源相关报道中的信源使用上呈现a）何种特点？b）有何差异？

研究问题3：4家新闻机构在新冠病毒溯源相关报道中的框架使用上呈现a）何种特点？b）有何差异？

研究问题4：4家新闻机构在新冠病毒溯源报道中对病毒源头的立场上呈现何种特点？

四、研究设计

（一）数据

如前所述，本研究的数据集包括CNN、CGTN、AJE、RT与新冠病毒溯源相关的文字性报道。这些数据收集自中科闻歌的闻海大数据平台（https://wenhai.wengegroup.com）。本研究通过在平台中以“（origin） & （COVID-19） & （coronavirus）”为检索关键词，以报道全文为检索内容，以CNN、CGTN、AJE、RT4家媒体机构为检索对象，以2020年1月1日0时至2021年9月22日24时为时间范围，并作去重处理，获得原始报道数据合计1982条。

本研究对1982条报道分机构、按照发布时间系统抽样25%，共对495条报道进行人工编码，编码过程中对与新冠病毒溯源主题关联度较低的报道予以剔除，最终共对374条报道完成了编码，后续分析均依照此编码结果进行。正式编码前，编码员进行了试编码，对每个变量进行了可信度测验。所有变量的编码者间的一致性百分比（inter-rater reliability，IRR）均高于0.8819，信度得到保证。

（二）编码设计

(1)   报道信源。现有研究指出，报道信源是判断报道政治化、报道两极化（polarization）等报道偏向的重要判断依据（Chinn et al.，2020）。此次编码设计将4家新闻机构溯源报道中政府人物（politician）和专家（expert）被引用的频次作为分析重点，同时对WHO、新闻媒体、其他信源一并进行编码，旨在通过比较4家新闻机构在报道信源上的异同，揭示其在新冠病毒溯源议题政治化过程中发挥的作用。

(2)   报道框架。媒体对于特定议题的呈现方式，能够影响受众对议题的认知。新冠病毒溯源问题兼具科学、政治、社会等多个议题属性，相关报道分别呈现出建设性、对抗性、批判性等三类话语特点。参考相关研究（史安斌、童桐，2021），本文确定了“建设性—行政理性（合作）”“建设性—科学传播（科普）”“对抗性—经济理性（经济）”“对抗性—泛政治化（政治）”“批判性—治理反思（反思）”和“批判性—生存主义（生存）”6种报道框架，以期比较4家新闻机构在框架使用上的异同，进而从报道内容上对其在新冠病毒溯源议题政治化过程中的作用进行分析。6种框架的概念与操作方式如表1所示。

(3)   报道对病毒源头的立场。关于COVID-19新冠病毒溯源，全球学术界提出如下可能：人畜共患起源、中间宿主引入、实验室泄露、基因编辑、冷链传播（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2021）。其中，争议的焦点主要集中在人畜共患起源和实验室泄露上。编码过程中，编码员就报道本身对病毒源头的立场进行了编码，分为“无显著立场倾向”“人畜共患起源”“中间宿主引入”“实验室泄露”“基因编辑”“冷链传播”等，从中观察4家新闻机构报道对病毒溯源是否持有明确立场。

（三）编码方法

针对“报道信源”，设置政治人物、专家、媒体、其他4个变量，变量条目间采取不互斥策略，即一个编码单元中可同时存在两类或两类以上信源，虚拟编码方式处理为（1=存在，0=不存在）；针对“报道框架”，如前所述设置6个变量，变量条目间采取不互斥策略，即一个编码单元中可同时存在两类或两类以上报道框架，虚拟编码方式处理为（1=存在，0=不存在）；针对“报道对病毒源头的立场”，设置无显著立场、人畜共患起源、中间宿主引入、实验室泄漏、基因编辑、冷链传播和其他7个变量，变量条目间采取不互斥策略，即一个编码单元中可同时存在两类或两类以上立场。

五、研究发现

（一）报道频次

为回答研究问题1a，本文计算了四国媒体报道总量随时间变化的趋势。如图1所示，总报道量的三个峰值分别出现于2020年5月、2021年3月和2021年8月。

2020年5月，4家媒体总报道量达252条，形成第一峰值。通过阅读抽样报道，比较我们归纳的新冠病毒溯源事件发展时间线可以发现，2020年2月至5月，病毒源头“人造论”逐渐成为议题。2020年5月，美国前国务卿迈克·蓬佩奥（Mike Pompeo）在接受BBC采访等场合提出，有“大量证据”表明冠状病毒暴发起源于中国实验室，但没有提供任何证据。

2021年3月，4家媒体总报道量达138条，形成第二峰值，并集中在3月下旬至3月底。通过阅读抽样报道，可以发现媒体的集中报道主要是受世界卫生组织（WHO）全球新冠病毒溯源研究中国部分工作的结论公布影响。3月下旬，美国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Antony Blinken）对即将召开的世界卫生组织背后的“方法论和过程”表示担忧。3月30日，世卫组织召开成员国信息通报会和新闻发布会，通报全球新冠病毒溯源研究中国部分工作情况。

2021年8月，4家媒体总报道量达136条，形成第三峰值。同时，2021年7月也达到了次高点（N=126）。经梳理可发现，7月，世卫组织秘书处向成员国通报了第二阶段溯源工作计划。8月27日，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发布了“新冠病毒溯源调查报告”要点。

基于以上分析可以发现，从媒体报道量角度看，媒体报道的三次峰值里有2次主要与病毒溯源的政治事件密切相关（2020年5月、2021年8月），有1次属于病毒溯源的科学进展和政治事件交织（2021年3月）。而2020年7至8月WHO赴中国开展病毒溯源前期工作以及2021年WHO赴中国进行全球新冠病毒溯源研究等纯科学事件较少获得媒体关注。可见，从媒体报道量看，媒体对新冠病毒溯源的关注度受到政治化因素影响。

为回答研究问题1b，本文分别统计了4家媒体各自报道量随时间变化的趋势。观察4家新闻机构各自报道频次的变化情况，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美国是新冠病毒溯源议程设置的发起方，CNN为代表的西方主流媒体对该议题具有引领作用。这体现在CNN关于病毒溯源的第一个报道高峰早于其余3家媒体。CGTN报道频次走势虽与CNN相似，但具有滞后性。

第二，CGTN报道反击力度较大。对于CNN而言，新冠病毒溯源只是国际新闻的一部分，但是对于CGTN，它要反击病毒溯源的错误言论。2021年，特别是在世界卫生组织对新冠病毒溯源中国部分的调查得出结论后，CGTN在病毒溯源的报道声量上已逐渐超过CNN。

第三，AJE和RT的报道声量对政治操作的敏感性低，有助于在声量上更真实地反映议题对于社会的重要性，抑制科学议题的政治化。AJE、RT的报道曲线于2020年4至5月出现了一个小高峰。这是由于随着疫情在全球扩散，COVID-19议题逐渐成为全球性议题。同时，随着美国和中国围绕病毒溯源开展舆论交锋，两家媒体予以了一定的关注。此后，AJE和RT关于新冠病毒溯源的报道量总体趋于稳定。

（二）信源分析

为回答研究问题2a，本文首先对4家新闻机构的信源使用情况进行了统计，如表2所示。

新冠病毒溯源作为一个科学问题，政治人物作为信源的报道篇目占很大比重。在374篇抽样报道中，158篇含政治人物信源，185篇含专家信源。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过程中，考虑到政治人物需要参与社会力量组织和民众的动员，因而他们经常出现在相关媒体报道中并不意味着是一件坏事（Hart et al.，2020）。但是，民众和非卫生疾控系统的政治人物并不具备参与新冠病毒溯源调查的能力和必要性。因此，当报道中大量援引政治人物的言论，实际上反映了一种对科学议题的政治化。从对信源的分析来看，可以得出如下三个初步判断：

一是从信源方面无法得出CNN作为西方主流媒体推动新冠议题政治化的结论。在信源方面，CNN所代表的西方媒体总体上注意了平衡。

二是中国作为新冠溯源政治化的利益受损方，CGTN报道中注意减少了来自政治人物的信源占比，对该议题的政治化起到了抑制作用。

三是非西方媒体在新冠溯源政治化过程中扮演的角色并不一致。RT报道中专家信源作为报道信源的比率要远低于其他三家媒体，加剧了新冠溯源政治化的趋势。

将信源作为判断媒体在科学议题政治化中作用的单一方法有其局限性，还需要与其他方法相结合。

为回答研究问题2b，考虑到样本量大小及样本分布正态性（Bridge & Sawilowsky，1999），本文使用威尔科克森符号秩检验（Wilcoxon Signed-rankTest）进一步探析4家媒体在信源使用上的两两差异。

如表3所示，在政治人物信源的使用上，CNN与CGTN呈显著差异（Z=2.63，p<.01）。然而，研究者并未在CNN与RT（Z=-1.82，p=.15）和AJE之间发现显著差异性（Z=-1.42，p=.07）。同样地，CGTN与RT和AJE在政治人物信源使用上也无显著差异（Z=-1.14，p=.25；Z=-1.72，p=.09）。AJE与RT之间亦无显著差异（Z=-1.14，p=.09）。仅有的一个显著差异及其负值系数表明，CNN越多使用政治人物信源，CGTN越以相反的方式操作。

在专家信源的使用上，CNN与CGTN（Z=-1.43，p=.15）和AJE（Z=-1.29，p=.20）之间无显著差异，但与RT呈现显著差异（Z=-3.15，p<.01）。与美国媒体类似的是，CGTN与AJE在专家信源使用上也无显著差异（Z=-.26，p=.80），却与RT有显著差异（Z=-2.83，p<.01）。AJE与RT在专家信源的使用上亦呈现出显著差异（Z=-2.67，p<.01）。综上，RT在专家信源的使用上，与其他三家媒体均呈现出具有统计学意义的显著差异，而其他三家媒体之间并无显著差异。

（三）报道框架

为回答研究问题3a，本文首先对4家新闻机构的框架使用进行了统计（见图3）。

如图3所示，经过比较分析，可以得出以下发现。

第一，CNN的报道框架与总框架最为接近。与总框架相比，CNN除“建设性—合作”框架占比显著低于总框架外，其余比重均与总框架高度相似。由此可以推断：（1）CNN的“建设性—合作”框架报道占比显著低于总框架，存在助推病毒溯源政治化的倾向；（2）CNN报道框架与总框架的高度相似性说明，其作为西方主流媒体，对国际传播中的主流报道方向和报道视角仍然有很大的影响力，这种影响既可能是成为其他媒体的信源的直接影响，也可能是新闻观和新闻职业素养层面的范式性影响。

第二，非西方新闻机构发出了不一样的声音。其中，作为利益相关方的CGTN在其关于新冠病毒溯源的报道中，35.63%的报道倡导在全球合作的框架下建设性地开展科学研究，这一比例远高于CNN、AJE和RT，体现了其致力于将病毒溯源引导回科学轨道。作为典型的反霸权媒体，RT和AJE在国家利益不受侵害的情况下，也提供了不同的报道声音和视角：RT强调政治对抗（此类报道占其报道比重的37.21%），AJE强调反思（此类报道占其报道比重的32.69%）。值得注意的是，非西方国际电视台发出的声音对于科学议题政治化的影响是多元化的，这取决于媒体自身的报道偏好，以RT为代表的非西方国际媒体实际上助推了科学议题的政治化。

为回答研究问题3b，本文再次使用威尔科克森符号秩检验，进一步探析4家媒体在信源使用上的两两差异。如表4所示，CNN与CGTN的统计学差异集中体现在两种“建设性框架”的使用上（Z行政理性=-7.35，p<.001；Z科学传播=-2.18，p<.05），而美中两国的媒体在“对抗性”和“批判性”框架的使用上并无显著的统计学差异。CNN与其他两家非西方新闻机构的框架使用差异性则更多。类似的是，CGTN与其他两家非西方新闻机构也仅在“对抗性-经济理性”框架上无显著殊异。AJE与RT之间也的确鲜有差异，分析表明，二者仅在“批判性”框架下的“治理反思”框架的使用上体现出差异性（Z治理反思=-2.18，p<.05），在其他框架的使用上则体现出同质化趋势（详见表4）。

综上所述，首先，美中两国媒体在病毒溯源是否能在全球合作的框架下建设性地开展科学研究这一议题，及如何从科学、健康等角度对新冠病毒溯源及COVID-19进行解读和科普这一议题的报道方式上，体现出截然不同的趋势。其次，美中两国媒体都与非西方媒体在框架运用上体现出更高的相异度，体现出后者因所在国非溯源议题当事国而独具的中立性。最后，本文在两家非西方媒体之间也确未发现过多殊异性。

（四）报道立场

为回答研究问题4，本文统计了四家新闻机构在其病毒溯源报道中所持的立场。经统计，4家媒体均有70%以上的报道内容不持有立场（CNN为75.63%；CGTN为71.88%；AJE为86.54%；RT为74.42%）。在剩余对病毒溯源持有立场的报道中，如图4所示，4家媒体有明显差异性。CGTN主要持人畜共患病起源、中间宿主引入立场；CNN、AJE持人畜共患病起源、中间宿主引入立场的报道接近且略高于实验室泄漏立场；RT主要持实验室泄漏立场。由此可见，在关于病毒溯源这一科学问题上，4家新闻机构都较为谨慎客观，更多在报道中不持立场。通过文本回溯我们发现，RT在报道中更多持有实验室泄漏立场的原因是，其报道高度关注美国政治人物的相关言论，并且较少引用专家信源和科学研究结果，因此呈现出更强的政治化特点。

六、结语

本研究为新兴国际新闻传播机构的存在价值提供了佐证。此前，一批西方新闻专业人士和学者对于具有国家媒体特点的新兴国际新闻传播机构持有否定态度，认为其将国家意志注入新闻报道，导致报道失真。例如，美国知名智库兰德公司（Rand）一项关于新冠疫情报道的比较研究认为，通过分析俄、中媒体不同于美英主流媒体的报道内容，将俄、中媒体视为“新闻报道中的坏行动者”，认为其存在信息操纵等不当行为，特别是可能存在宣扬阴谋论倾向的结论（Johnson & Marcellino，2021）。但事实上，如果注意到当前国际舆论场上西方主流媒体掌握话语霸权的事实，就能意识到国际舆论场中需要来自非西方媒体的声音。这些发出不同声音的新兴国际新闻传播机构，不仅不宜被简单界定为“坏行动者”，而且还可能是打破西方主流媒体隐蔽性信息操纵的关键力量。

本研究为信源研究和框架理论提供了新的实证依据和文献资料。作为一项具有国际比较视野、所涉主体完备的研究，本文以英文国际电视台作为统一标准，将经典西方主流媒体CNN、经典反霸权新闻媒体AJE、RT以及新兴的、旨在发出中国声音的CGTN置于同一研究范畴，并同时包含利益相关国家媒体和非利益相关国家媒体，较完整地展示了新冠病毒溯源报道的舆论全景，研究结果具有较好的比较价值和较高的客观性。与此同时，本研究选取新冠病毒溯源这一全球性重要议题，为科学议题政治化研究提供了新的全球性案例。尽管众多学者围绕新冠肺炎疫情报道开展了有关研究，但此项专注于新冠病毒溯源议题的研究仍具独特价值。

本研究可为媒体国际新闻传播实践提供启示。首先，媒体报道的客观性内化于报道采、编、发各个流程之中，但可以通过报道声量、报道信源、报道框架等维度进行外部测量。对于新冠病毒溯源这类科学议题，媒体更多采用专家信源，更多选取平衡性的报道框架，将有利于客观中立报道。其次，在无法确保有关媒体国际新闻报道做到中立客观、难以辨别科学议题是否被政治化等偏向影响的背景下，允许国际舆论场上不同媒体发出不一样的声音，将有助于全球性议题的客观呈现。

不过，本研究还存在一些不足。例如，新冠病毒溯源工作尚在进行中，当下的分析还无法反映病毒溯源工作全貌；信源分析部分主要关注了政治人物信源和专家信源的差异，未对其他类型的信源予以分析，以及针对信源国别等的深入分析还有欠缺；报道框架的设计可能还不够完善，等等。

注 释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研究与数据库建设”（项目批准号：21ZDA130）的阶段性成果。

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陈瑜、王芷嫣、王子宁对本文亦有贡献。

本文参考文献从略，完整版请参看刊物原文

本文引文格式：王登丰、王安然、苏岩、许静：《反霸权新闻在新冠病毒溯源报道政治化过程中的作用》，全球传媒学刊，2022年第3期，58-7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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